上世纪80年代初“温州模式”的崛起，凸显出政府“无为而治”的管理经验，备受全国各地瞩目；而近年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，逐渐崛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，被人们归结为“市场经济、有为政府”。目前这种“义乌模式”正在被更多的地区尤其是中部各省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鉴。

　　5月27日，由几位义乌商人具体操作和运营的南京义乌小商品城成功开业；与此同时，占地5000亩的由浙商投资的颇有“义乌模式”风格的“中原国际小商品城”也正在紧挨郑州的荥阳市豫龙镇兴建。

　　“义乌模式”似乎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落地生根。

　　浙江民营经济开启了中国经济的亮点，义乌市场又是浙江经济的一大亮点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义乌从“鸡毛换糖”、马路市场起步，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小商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，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主导的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子。

　　“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，政府必须有所作为。在这方面，义乌的做法给了人们更多的启示。”6月初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、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介绍说。

　　从“鸡毛换糖”到“前店后厂”

　　义乌地处浙江中部，始称乌伤。相传古国於越境内有一孝子名颜乌，其孝行感动了一群乌鸦，乌鸦帮其衔泥葬父而受伤，因此得名。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置乌伤县。唐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改称义乌。1988年撤县建市。目前，全市下辖6镇7街道，2005年底全市人口160余万，其中户籍人口68万，外来建设者近100万。

　　走在义乌的大街上，你会看到在这座雅致的江南小城，各种肤色的外国商人，穿梭于林立的商铺中。

　　“我们厂现在的生产规模虽然还不是很大，但是已经有国外的客商联络我们了。”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楼D区7893商位艺鑫水晶店铺前，楼秀珍女士兴奋地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他们是2004年从浙江浦江到义乌来的，浦江是专业做水晶的地方，之所以选择到义乌做生意，主要是看好了这里的“人气”旺。“我们那边有很多人都到义乌做生意，我们也就跟着来了。”据介绍，目前他们的水晶产品已开始远销国外。

　　义乌的百姓商业意识非常浓厚。义乌自古有“鸡毛换糖”的经商传统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义乌在全国率先放宽个体户工商登记，允许农民经商，允许开放城乡市场。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，纷纷加入经商队伍。这期间，部分经营户通过经商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，买进机器办起加工厂，形成了“前店后厂”工商一体的家庭经营模式。

　　“这个地方原来很穷，农业自然条件不好，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，摇拨浪鼓卖糖。义乌政府在当地老百姓生存都困难的情况下，在很多地方都在驱赶‘马路市场’的时候，只能考虑接纳他们使之能够生存下来。不敢说义乌市领导有先见之名，当时只是出于一种本能：为了扶持农民，为了发展经济。”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、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。

义乌政府的慷慨接纳使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改善了，从政府角度讲，税收增加了，城市发展就更有底气了。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市场一经形成，流通量大了之后，商人们就蜂拥而至。一时间，金华、永康等地方的小商品都集中到了义乌，义乌市场逐渐强大，最终形成了一个集散中心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。

　　目前，义乌市场已形成营业面积达260万平方米、商位5万多个的超大型市场，联结着10万多家国内外生产企业，展销品种达40万余种。有人算过一笔帐，如果按一天8小时计算，义乌市场5万多个摊位各逛1分钟就得120天。难怪去年8月，联合国与世界银行、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《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》报告中称，“义乌市场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”，充分肯定了义乌市场在全球贸易领域中的特殊地位。

　　“在义乌市场萌芽和初创时期，政府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之外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。义乌人之所以能释放出巨大的经商能量，地方政府的开明政策无疑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。主要表现在当地党委、政府顶住重重压力，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；同时，还提出政治上鼓励、资金上照顾、技术上指导、税收上优惠、法律上保护等扶持政策。”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祖强教授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。

　　积极实施“引商转工”、“贸工联动”策略

　　“从义乌市场发展轨迹来分析，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，独占鳌头，就在于义乌没有孤立地搞专业市场建设，而是在推进‘兴商建市’战略的过程中，充分发挥商贸资本雄厚、市场信息灵敏、经商人才众多等优势，积极实施‘引商转工’、‘贸工联动’策略，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，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，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。”义乌市市长吴蔚荣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。

　　受“引商转工”、“贸工联动”策略影响，转型最成功的莫过于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梦娜”）。董事长宗谷音作为梦娜的创办人，最初也是从义乌市场摆摊位起步的。

　　“我是义乌人，最初我只是在义乌市场帮一家台湾商人开办的袜厂卖货，后来才自己办厂，当时义乌都是做生意的，很少人办厂。”宗谷音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。梦娜3月1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梦娜袜业成为北京奥运会袜类产品独家供应商，这对浙江民营企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。

　　宗谷音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梦娜现在有7500名工人，一天可以生产80万双袜子，有3700多台袜机，到今年到年底要做到一天170万双产能。以前他们在拼命地做规模，目前正从量到质的转变去提升，更多地进行创新。

　　据义乌市政府给《中国经济周刊》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目前，全市共培育了2.5万家工业企业，发展了20多个特色鲜明、创新能力强、引领国内外潮流、具有世界市场影响力的小商品制造产业，形成了针织袜业、饰品、服装、工艺品、拉链、化妆品、文化用品、玩具等16大优势行业，其中袜业、针织内衣、玩具、化妆品、工艺品、饰品、拉链等产业的产销量占全国30%以上，呈现出“小商品、大产业，小企业、大集群”的发展态势。

　辨证看待政府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

　　“我们坚持科学调控，把握市场发展的主导权不动摇。”吴蔚荣市长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介绍说，市场是义乌经济的命脉，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。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，义乌市政府始终牢牢把握市场资源和物流场站两大资源的调控权。从马路市场到中国小商品城成功上市，从市场规划到市场建设，从行业布局到市场管理，从市场硬件提升到市场功能提升等等，政府都会倾全力来组织、实施好，始终牢牢把握住对市场资源的调控权。同时，物流场站作为市场最重要的一个配套设施，他们始终坚持政府投资建设，然后以最低廉、最合理的价格租给货运公司经营的运作模式，努力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。

　　人们所赞誉的“义乌模式”背后其实是政府这只“有形的手”在牢牢把握着市场资源，最终形成“有形的手”与市场“无形的手”有机地结合。这一点似乎和温州政府的“无为而治”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　　“温州和义乌历史发展进程不一样，温州政府的治理措施是无为而治，是历史条件决定的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温州的影响比较大，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，说温州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，政府为此要承担很多政治压力，温州政府在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两难选择中，采取了‘无为’的行为方式，这种‘无为’是相对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打击约束的‘有为’而言的。”马力宏副院长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。

　　“温州和义乌这两种模式都有着各自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，都是当时当地环境下政府的最佳理性选择。当然这两种模式都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。”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研究员胡仙芝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，决不是简单的政府“有为”还是“无为”就可以解决，并不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。

　　目前，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，我国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正在融为一体，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格局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挑战大于机遇。在国家经济层面上，我国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，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政策支持。”胡仙芝说。